瑞幸咖啡诉讼案律师:有国内投资者损失数百万美元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与公众的沟通是多么重要。多给舆论一些空间,让那里容纳公众的更多真实情感和情绪,也让那里形成官民更多的有效交流,其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很可能是对官民沟通的帮助大于对社会紧张的推升。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塑造中国舆论场的建设性,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中国,情况正相反。我们各地的干部们很多属于“会做不会说”型。湖北最危急的时候,干部们很怕舆论追究他们在疫情初期的过错,虽然也举行了记者会,但很多时候是念稿子,没能有效回应人们的关切和焦虑。他们希望公众放手让他们做事,他们有错误悄悄纠正就是了,理解不了舆论的较真。

西方的老百姓此刻其实已经不指望政府拿出什么有效办法了,大家在做着不同的自我选择:或者惜命待在家里,或者无所谓,染上了拼低死亡率的运气。不像中国,出了大灾难,政府真的要担当,实质性领导抗灾,保护人民。老百姓对此也充满期待,政府做的稍有闪失,公众群起声讨,政府也非常在意,迅速就要做出调整。

当地时间4月3日晚,土耳其卫生部宣布,当天进行了16160次新冠病毒检测,其中2786人检测结果呈阳性。至此,土耳其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0921例。新增69例死亡病例,累计死亡425例,累计治愈484例。

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是这样,政府干得太差了,手笨所以练就了一张“灵巧的嘴”。

湖北在抗疫初期出了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必须追责。但是加上后期的表现,湖北整体上要比纽约州要强得多。湖北的人口是纽约州的三倍多,但是纽约州目前的死亡人数就已接近湖北了,到疫情结束,纽约州死亡的人数肯定是湖北的好几倍。事实摆在这里啊,湖北的错误,纽约全都犯了一遍,但湖北的很多官员已经按照正常逻辑黯然下台了,而且一度牵连了中国官方的整体形象。纽约州长科莫反而成了民主党新的政治明星。

据此前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地时间4月3日,约翰逊再次表示,他持续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将继续自我隔离。约翰逊在视频中说,他已经完成7天的自我隔离,病情有所好转,但仍出现发烧症状,因此他将遵守政府的指导,继续自我隔离,直到症状全部消失。

比如科莫州长可以说他从中国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但是联邦政府与他竞争,削弱了他的计划。他通过指责联邦政府既推诿了自己当初没准备好现在也无力搞到呼吸机的责任,反而获得了很多纽约人以及全美受众的同情。联邦政府可以直接预测死亡人数或将达到10万到24万,把老百姓吓死了,然后特朗普总统再说,争取要把死亡人数压到10万以下,给了公众惊悸中的希望,这样一来,他的过错与责任瞬间蒸发掉了大部分,他反而成了很努力保护人民的好总统。

美国的抗疫差得出了圈儿,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严重低估了风险,未做任何准备,之后又陷入一片慌乱。湖北当初发生的各种错误和问题正以放大数倍的方式在美国,也在其他欧洲国家上演。

西蒙兹在推特上表示,“过去一周我因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卧床休息。我不需要检测,经过7天的休息,我感觉自己更强壮了,而且我正在康复中。”